采访对象：洪永世，1942年8月生，福建永春人。1984年6月任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1992年12月至2007年历任厦门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99年至2001年任福建省委常委。2007年3月退休。

采访组：沈 凌 路 也 胥 晴

采访日期：2017年6月5日

采访地点：厦门市厦门宾馆

采访组：洪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1985年到厦门工作，您当时是福州市长。你们初次见面是什么时间？

洪永世：我一直习惯称呼近平同志为习书记，因为我们在福州一起工作的时候，他是市委书记，我是市长。

1985年6月，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是习书记从正定调到福建去厦门报到的前一个晚上。我记得是在福州的老温泉宾馆，当时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请他吃晚餐，叫福州市委书记和市长陪同，所以我才有机会在他来福建工作的第一时间和他见面。

我们原来并不认识，当时我43岁，算是比较年轻的干部，而他那个时候更年轻，才32岁。那顿饭吃得很简单，当时项南同志提倡“四菜一汤”，我们都很自觉。项南同志介绍了近平同志来厦门工作的情况，让我们以后多联系。习书记个子很高，看着很强壮，穿着很朴实、简单，说话也很亲切。这是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您在福州工作，你们之间有接触和联系吗？

洪永世：有的。那次见面之后，习书记就到厦门工作了。后来他离开厦门到宁德，省里开会的时候还经常碰面，有时候还互相问候一下，谈谈工作方面的情况。

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项南同志并没有介绍习书记的家庭情况。习书记到厦门以后，我才了解到他的父亲是习仲勋同志。但无论工作生活，还是言谈举止，他与我想象中的高干子弟完全不一样。

1990年初，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袁启彤同志调任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的位置就空缺了。有一天，省委书记陈光毅、省长王兆国、省委副书记贾庆林乘坐一辆中巴车到福州连江县调研。回城的路上，陈光毅书记在车上，面向大家对我说，老袁到省里工作了，福州市委书记还空缺在那里，让我说说我的想法。我当时就表态说，省会城市很重要，希望调一个年轻的干部来。不久省委决定，近平同志调任福州市委书记。我有幸能和习书记在一起工作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和您在福州搭过近3年的班子，请您谈谈有哪些事情让您印象深刻。

洪永世：我一直到1992年12月才离开福州到厦门工作。在福州期间，习书记是我们的班长，我们一起共事了近3年时间。从班子分工来说，他是市委书记，我是市长，我管政府这一块，在市委领导下开展工作，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默契。在当时的班子里，习书记虽然年轻，但他工作经历丰富，作风非常扎实，很有经验，还很民主，也很关心班子成员的工作和生活。这是我们班子成员的共同感受。在他的带领下，整个班子很团结，干劲十足。有什么事，大家一起下去调研，一起商量，然后分头抓落实。

作为班长，习书记非常注重团结班子成员、尊重老同志。我们一起下去调研的时候，各个县、市汇报工作，他都认真听，认真记录。在作最后总结之前，他都会主动让我先说，先让市长和其他班子成员发表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和看法。这个方式就很民主，让大家把意见充分发表出来，而不是说他作为书记都“包场”了。还有，但凡涉及项目、资金等用钱的问题，他都让市政府回去先研究再决定，有些市政府没有考虑到的，他会个别讲一下。另外，他会事先让市委办公室把下一周的工作安排打印出来，征求市政府这边的意见，看有没有需要调整的，然后再定下来。这既是互相尊重，也是做好工作统筹。

在用人问题上，他会广泛听取意见，尤其是任用政府部门的干部，他会征求我的意见。有重大活动，书记、市长、副书记都一起下去参加调研，共同了解基层情况，对存在的问题充分发表意见。所以，虽然任务很多，工作很紧，但我们班子在一起还是非常开心愉快的。讨论的时候也都没什么顾虑，彼此坦诚，有什么讲什么，完全敞开心扉。

采访组：你们当时是怎样开展调研的？

洪永世：我们经常一起下基层调研，比如说到县里，到重要的企业，到省直机关，到部队和学校，我们都一起去。在一个县一待就是一两天，走村串户听汇报。有时候时间安排不过来，他带一个副书记，我带一个副书记，分两队下去调研。包括“3820”工程的提出，他都通过大量基层调研、收集群众问卷和专家咨询来帮助决策。这些专家有的来自福州，有的来自北京，还有的来自国外，聚在一起对方案初稿进行论证。一个方案的出台，我说是“四易其稿”，实际上远不止4次，每次他都亲自修改。他眼界宽、思路广、站位高，提出了很多高瞻远瞩的修改意见。很多决策是经过调研讨论，集中集体智慧，最终形成的共识。有了共识，实施起来就比较顺利。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期间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洪永世：习书记在福州做了很多工作，为福州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主要讲他做的10项工作。

第一项是主持编制《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就是“3820”工程。1992年，习书记主持编制的“3820”工程，科学谋划了福州3年、8年、20年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步骤、布局、重点，充分体现了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第二项是推动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建设。习书记刚到福州不久，就开始谋划福州的发展思路。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是“3820”工程提出的战略布局，它既是目标也是举措，与“3820”工程、“海上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等战略构想一同构成全方位、立体化的福州城市发展战略体系。

第三项是积极推动旧城改造。由于历史原因，福州过去的城市建设基础十分薄弱，木板房林立、旧屋区连片，住在里头的人用纸糊墙纸，被称为“纸褙福州城”。习书记到福州工作后，在全国较早提出和推动旧城改造的“安居工程”“广厦工程”“造福工程”。

第四项是关心和支持平潭的发展建设。平潭是福州市一个特殊的贫困海岛县。习书记多次到平潭调研，强调要从思想根源上解决平潭的发展问题，还提出要重视和利用平潭的独特优势。平潭后来的发展跟他当年的重视和关心是分不开的。

第五项是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有2200多年的建城史。但从上世纪80年代起，城市开发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冲突时有发生。习书记来了以后，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他认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就是延续了城市文化的“魂”与“根”。正是由于他的重视，作为福州名片的“三坊七巷”才得以在保护基础上开发利用，林觉民故居等一批历史文物古迹才得以完整保留。“三坊七巷”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古建筑遗存之一，它的留存不得不说是得益于习书记当年的高瞻远瞩。

第六项是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大力倡导正确的用人导向。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形成了许多干部选拔任用的理念和观点，比如坚持“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重实绩、重表现，不拘一格选人才，念好“人才经”等等。

第七项是狠抓落实，提出“马上就办”的工作要求，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马上就办”这一点在他的调研工作当中就能看出。他说，群众和企业反映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有可能是小事，但对群众和企业来说就是大事，要把群众的事当大事来办，能办就要办，而且要马上办。他下去调研，经常会跟信访工作联系在一起。他与群众面对面交流，群众都敢讲真话。发现了问题，他就要求马上就办。那时候市委还成立一个督查室，群众反映的问题到底有没有落实、有没有解决，都会反馈到他那里去。

第八项是积极推动“四个万家”，就是下基层到老百姓家，开展“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活动。习书记提出4条具体要求：一要深入扎实，不搞形式主义，要真心实意地深入群众，与群众交朋友，而不是为下基层而下基层；二要到最困难的地方去，解决群众最需要解决的“急”“难”问题，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三要讲求工作方法，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可以解决的问题及时解决，对解决起来确有困难的问题要耐心向群众作解释，求得谅解；四要热情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做好“送上门”的工作，通过领导接待日、领导接待周等活动“活血化瘀”，化解各种矛盾纠纷，把不安定因素解决在萌芽状态。他对老百姓有天然的亲近感，完全没有距离，平时只要有时间，就会带着秘书到老百姓家里去，喝喝茶，聊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

第九项是狠抓作风建设。习书记经常给干部加油鼓劲，让大家用实际行动对人民负责。他曾在党代会上强调：“各级领导要向焦裕禄同志学习，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事事向人民负责，把联系群众变为自己的自觉行动。”习书记要求干部一定要厉行节约、保持廉洁。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1991年3月30日召开的领导干部大会上，他特别叮嘱我们：“到基层去，要注意轻车简从，不请吃，不送礼，也不能都要基层主要领导同志迎送陪同，这要成为一条纪律和制度。”这与他担任总书记后倡导的中央八项规定是高度契合的。此外，习书记还反复强调求实作风。在1992年5月召开的市党代会上，他指出：“没有一股‘闯’劲、‘钻’劲、‘拼’劲，没有迎难而上的勇气，是不可能抓落实的。抓落实，就是要事情定了就办，办就办好，绝不允许拖拖拉拉，半途而废。言必行，行必果；钉是钉，铆是铆；打了雷，就要下雨。”我认为，这些观点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后来提出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等执政理念。

第十项是脚踏实地做实事，深入实际做调研。比如，他关心干部成长，关心干部生活，重视效能督查，成立督查室，重视对外交流，等等，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要落到实处，说到做到。习书记重视调查研究，这既是检查落实情况的过程，也是发现真实问题的过程。他认为，调查研究是工作有新思路的源泉，是提高决策水平的有效途径，是领导机关的基础性工作和领导干部的基本功。在这方面，习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到县区基层调研，每次都安排充足的时间，从不走过场。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和福州都牵头编制了长期发展战略，也提出了战略设想。您怎样理解他当时提出的这些发展理念？

洪永世：习书记在厦门、福州分别主持编制了两市的20年发展战略，提出了为期20年的长远发展规划。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充分体现了习书记作为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和长远志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对全局和大势的统筹把握。

习书记主持编制“3820”工程，有一个很鲜明的观点就是“既要快，更要好”。要办好事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慎重谋划。一个地方的发展一定要有大的想法和目标，看远一点，把路想好，不能有急功近利的思想。他办事一般不让政府部门为难，有多少钱就干多少事，一旦决定做的事就努力去做。福州旧城改造基本上没花政府多少钱。福州现在变化这么大，跟他当年高瞻远瞩的发展思路有很大关系。他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做事情一定要经得起后人检验。比如，关于“三坊七巷”的保护方案，我们经过无数次讨论和修改，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习书记说这些时间花得很值，讨论充分了就可以少走弯路、少浪费，把前人留下的财富保护好、开发好，留给后人。他做“3820”工程的时候，也不是一上来就开始做的，而是经过2年的深入调研，真正启动是在1992年年初。

我从福州到厦门任职以后，习书记就到省里工作了，先是当副书记，后来当省长。我又在他的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大家了解比较多的，就是厦门“跨岛发展”战略的提出。那是2002年，我已经退下来到了人大，习书记当时担任省长，他到厦门调研，提出了“跨岛发展”战略。这不是一时之举，而是考虑到了“两个延续”。第一个延续，是对厦门制定20年发展规划思路的延续，是岛内外一体化发展的体现。第二个延续，是厦门持续发展的延续，厦门刚经历了“4·20”远华大案，各方面工作受到影响，需要提振精神，继续向前发展。习省长那次调研，以及由此提出的“跨岛发展”战略，对厦门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个影响，是给厦门干部群众带来了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第一次是中央提出办特区带来的思想解放，第二次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带来的思想解放，第三次就是习书记提出“跨岛发展”战略带来的思想解放。“跨岛战略”不仅对跨岛扩展发展空间有指导意义，也给干部群众带来思想上的巨大转变。习书记当时严肃地讲，厦门要进一步克服岛民意识，避免在舒适中沉醉，要使干部紧张起来，大干快上。

第二个影响，是让厦门在实际工作中跳出本岛、跳出厦门，让厦门、漳州、泉州、龙岩、三明连得更紧。那个时候，他在福州和厦门都提出了“大城市群”的概念。他说：“今后世界经济竞争的单元不是大企业，也不是各国政府，而是‘大城市群’。”党的十八大以后，他提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做大做强长三角经济带，设立雄安新区，等等，都可以说是对“大城市群”理念的践行，是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

为了实现“跨岛发展”，厦门当时具体做了几件事。第一个，是在“两桥一堤”基础上加快集美大桥和杏林大桥的建设。过去交通很不方便，“联系本岛”就厦门大桥、海沧大桥和一条铁路。在习书记思路指导下，建起了杏林大桥、集美大桥，打通了翔安隧道。第二个，在港口方面，省里把漳州港纳入厦门港，实现全省一盘棋，使厦门能够做大。第三个，厦门、漳州、泉州、龙岩、三明几个城市不定期举行联席会议，彼此联系更加紧密。第四个，启动新机场建设。要形成一个大城市群，老机场运力饱和，需要新机场的吞吐。可以说，厦门这几项大的工程，都是在他“跨岛发展”思想指导下实施的。

如今，厦门不仅是东南沿海的中心城市，还是“一带一路”的起点之一。在习书记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和一如既往的关心下，厦门实现了迅速发展。一是2011年厦门经济特区从岛内扩大到全市；二是成立自贸区，开展一些先行先试的工作示范；三是建设翔安新机场，形成全国枢纽；四是把空港、海港、铁路、货运都作为全国对内对外的枢纽港。比如，海沧那个港区，条件很好，当年没有铁路线。习书记当省长时，我在一次省人代会上提出，海沧这边没有铁路会影响和台湾、东南亚的货物往来，如果这一段连上了，就会成为连接台湾和东南亚的重要港口。习书记听了以后，认为开通铁路非常重要、很有必要，就说服铁道部批准，建设海沧港铁路专用线，把台湾和东南亚港口与厦门连起来，现在厦蓉欧班列的起点就在海沧港，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起点。五是厦门大学到马来西亚办分校。这是全国第一所在国外办分校的大学，去年已经开始招生。六是批准闽南佛学院成立校友会。闽南佛学院已经有90多年历史，全国闻名，赵朴初曾经当过院长。国家批准闽南佛学院在海外招生2000多人，其中还有在金砖国家中当住持、方丈的。佛教文化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一，也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走出去”。现在闽南佛学院有30多个博士研究生，英语、日语都很好，还在做梵文翻译。可以说，厦门今天的大发展得益于习书记当年的战略规划，得益于他当年打下的好基础。

采访组：在您和习近平同志的工作交往中，有哪些具体事情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洪永世：习书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太多了，我就讲几个方面吧。

第一个方面，是他作为一把手的深远思路。1990年，他到福州当书记的第一天就发表了一个讲话，很好地讲明了他当书记的思路，有两点让我印象深刻。第一点是他来这里不搞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要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向干部学习，向基层学习。他说，工作要有连续性。一个地方的发展，有些好政策、好办法要继承发扬和不断提高，不能朝令夕改。他一来就下去调研，到企业去，到街道去，到省直机关去，到部队去，到院校去。经过实地调研和深入思考，他提出福州要制定一个长远发展规划，要考虑3年、8年、20年福州的发展。这就是后来的“3820”工程。“3820”工程的提出，为福州以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福州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现在“3820”工程的目标基本上都实现了。第二点是他讲话体现出的战略性。他提出，福州应该搞成一个闽江金三角经济区。现在国务院批复的福州新城建设规划，实际上就是在他当年提出的这个构想基础上形成的。还有，他对平潭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规划，平潭原本是一个海岛，条件很差，但习书记提出不能因为条件差就不发展，要看到这个岛的重要位置，还提出先修平潭大桥，并做了一些前期工作。这为平潭下一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福州的生态保护和文化保护。你们现在看到福州到处都是青山绿水，这与习书记当年提出要做好生态保护密不可分。习书记的理念是统筹好开发和保护的关系，做保护性的开发。例如，他提出保护和扩大西湖，政府没花钱，而是把当时乡镇（洪山乡）的土地作价，作为乡里的集体资产，乡里将公园门票、公园周边服务设施收入等作为长期收益。如果政府强制征地开发，农民也不会答应。用习书记的方法，既保护了西湖，发展了福州的园林绿化，也节省了政府开支，还为老百姓创了收，乡集体收入有了长期稳定的增长，每年还能用来给农民发工资、养老补助。文化方面，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三坊七巷”以及文化名人故居的保护，还有马尾船政文化保护等。

第三个方面，习书记在用人理念上有很多独到的观点和论述。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一贯倡导干部要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他善于结合具体工作，对干部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和点拨。比如，在1990年10月召开的全市造林绿化工作会议上，他专门提到：“清乾隆福州知府李拨曾把做官与榕树作对比，他说，‘榕为大木，犹荫十亩’，为官者‘在一邑则荫一邑，在一郡则荫一郡，在天下则荫天下’。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封建官吏尚且能这样，作为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更应如此。”习书记在用人上坚持“近君子，远小人”“君子和而不同”。有关这一点，他在不同场合多次作了专门强调，指出不能使用“四类人”：“一是对下很傲，摆架子、摆官气，对上又阿谀奉承的人；二是善于钻营的人，整天工作精力不是用在工作上，到处打小报告，特别在领导之间挑拨离间；三是叫作‘天桥把式’的人，光说不干；四是‘欺上瞒下’说假话的人，这种人作风漂浮。”他的这些叮嘱，我始终牢记在心，在后来的工作中始终对这“四类人”保持警惕。

第四个方面，是非常注重干部的培训和培养。他当书记期间，我们在清华经管学院办了一个干部培训班，抽30多个年轻干部去培训。第二年，在对外经贸大学也办了一个20多人的班。他经常讲，要重视基层年轻干部的培养，有前途、能培养的就要送他们去培训。他还强调培训一定要保证时间和质量，要去远的地方培训，太近的话心静不下来。清华大学的培训班为期一年半，课程是我去谈的，一共28门课，都是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设置课程，而且都要闭卷考试。此外，经管学院谁来讲这个课，都要我们自己挑，保证教学的针对性。对外经贸大学的培训班主要是外语培训，为期一年。这2个班培养出来的干部，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为福州乃至省里的骨干。

第五个方面，是他的工作思路十分灵活，善于创新。比如建长乐机场，之所以那么顺利，跟他的工作思路有很大关系。那时候我们考虑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钱——资金怎么来？当时建机场，我们福州还算是早的，省财政能支持的资金很少。习书记就提出，把海外华侨的资金用起来，同时集合整个福州的力量。我们当时发动机关干部捐钱，他也带头捐。那个时候本来工资不高，都只有200来块钱，我们都捐了一到两个月的工资，企业、院校也都捐了。加上海外华人华侨的捐款，一共是6900万元。这在20多年前可不是小数。这笔钱作为启动资金，财政再拿一点，国家再补贴一点，就把机场建起来了。

第六个方面，是习书记党建工作的理念和做法都非常超前。我们福州有两个外资企业，都曾经请习书记给他们推荐共产党员干部去当管理者。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习书记思想很超前，他能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各方面工作中的作用。一个是日本企业家塚本幸司，他在福州办了一家榕东活动房有限公司，主动向市委提出配一个共产党员干部到他厂里去当管理人员。他说共产党的干部在政府工作，接受过训练，有一定经验，管理企业也会得心应手。他直接找到我和习书记。当时习书记很开明，把我们建设局的一个书记推荐给他，由塚本幸司培训了一年，然后做总经理。还有一个是美资企业明达塑胶，老板是美籍华人。他说自己有资金、有技术，但缺乏人才，请我们给他推荐一个干部。习书记就把马尾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杜进兴推荐给他了。杜进兴是个老党员，参加过抗美援朝，从部队出来后，当过福州电线厂厂长，然后到马尾开发区管委会当主任，现在已经退休了。那时候，明达塑胶收购了一个快要倒闭的木材厂，交给杜进兴管理，在他手上，这个木材厂又重新运转了起来。为什么外资企业会选择共产党员干部？就是因为共产党员在企业当中发挥的作用，让外资企业感到可信可用可靠。所以，当时我们招商引资，有一招就是“用人去找钱”，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作用。这个思路在当时也是很超前的。

采访组：请您具体谈谈，为什么这些外资企业会如此相信共产党的干部，愿意请党员干部来管理自己的企业？

洪永世：说到这一点，就要讲讲习书记和这些外国企业家们的接触与交往。习书记与日本实业家塚本幸司的交往，就很好地体现了共产党员的作用。

习书记一共两次到过塚本幸司家。第一次是他1990年去日本访问的时候，因为我在福州的时间比较长，跟塚本幸司先生认识得比较早，我就推荐习书记到他的企业去看看。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企业给我们培养了人才，我们有十几个工人在那里学习；另一方面是因为塚本幸司非常热爱中国，是中日友好的代表，对中国很有感情。习书记到日本考察了当时城市的发展，走访了一些大企业，主要想考察市民、工人、农民的生活情况。这是他当时跟我讲的，所以我当时就如实告诉了塚本幸司先生。

第一次去的时候，在塚本幸司家里，他就问了习书记一些很尖锐的问题，习书记回答得很好。在吃饭的时候，塚本幸司就问习书记：“您对儒商怎么看？”因为塚本幸司先生喜欢读《论语》，崇尚“半部《论语》治天下”。习书记曾在厦门工作，很了解陈嘉庚先生，就引用了陈嘉庚先生的例子，回答说：“作为儒商，陈嘉庚先生高明之处在于，他深知经商与做人一样，要讲究德行。在生活上要崇尚简朴，在商场上要重信义、守信用，以诚立事。他也深知天时地利人和的道理，使企业充满祥和的瑞气，并以仁爱之心对待比自己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儒商还要敢于拼搏，要有屡仆屡起、永不言败的精神，体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儒家气质。”这段对话是当时现场的日语翻译记录的。塚本幸司还问他：“此行感想如何？”习书记说：“日本的先进科技、高楼大厦、设备齐全的工厂、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对我来说并不很感兴趣，这些东西只要发挥人的能动性，都可以实现，不久的将来相信就能在中国见到，而且我们的产品还会出口到日本。但有一点我感触很深，看了几家工厂，日本员工的工作态度都异常认真，根本看不到偷懒或无所事事的人。日本农民也十分勤劳。日本现在能够建设得这么好，经济发展这么快，主要是靠各个阶层的勤奋工作，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塚本幸司对习书记不俗的谈吐非常钦佩。

塚本幸司的夫人也谈到，在见到习书记之前，本以为共产党人都是“洪水猛兽”，但当看到时年37岁的习书记彬彬有礼、落落大方、笑容可掬，讲话既有条理又有哲理，不乏幽默感，而且富有经济和商业意识，觉得他是做大事的人，从此一扫心里“共产主义妖魔化”的阴影，对习书记心怀敬重、满心称赞。由此可见，习书记的人格魅力、领导能力、学习精神，在上世纪90年代就突出展现出来，这都是有资料记载的。

习书记第二次去的时候，把文坛泰斗冰心写的字——“中日友谊源远流长”送给塚本幸司。习书记当时跟冰心介绍活动房引进和塚本幸司先生的种种友好言行时，谈到塚本幸司主动向福州市委“讨”专职书记监督企业一事，他说：“可谓旁观者清。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共产党员绝大多数是好的，能在人民群众中起先锋模范和带头作用，至少福州市建工局及榕东公司的共产党员们是受日方信任和尊敬的，否则塚本幸司先生就不会提出招工时要多招聘共产党员，认为公司里共产党员多了能办得更好，更不会再三提出要设专职的党支书。”习书记说的这一番话，反映出他当年对党建工作和党员作用的思考。他在跟这些外国友人的交往中，了解了国际上对我们的看法，也反观我们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习书记当年给塚本幸司颁发了福州荣誉市民证书。塚本幸司一直把证书挂在家里，让儿子、孙子把中日友好精神传承下去。塚本幸司的儿子从日本有名的大学毕业，原先在三菱工作，后接手家族企业，每年都会来厦门看望我，我也问候他父亲安好。

记得是1991年，长江发洪水使安徽受灾，塚本幸司提出要给他们捐赠活动房。习书记说：“你们企业刚刚起步，不要送太多，量力而行吧。”习书记这种通情达理的做法，让塚本幸司很感动。

1993年，塚本幸司给习书记、我和当时的组织部长王建双三人写信，希望把他一生的积蓄捐给福建省委组织部作为培养干部的基金，折合人民币8000多万元。这8000多万元不是一次捐的，当时外汇管理很严，他只能分很多次用箱子一点一点地带过来。有时候自己带，有时候让工人帮忙带。他支持干部到世界各地调研、学习，还说这个钱虽然是从日本来的，但不需要都用到日本调研，可以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去学习管理和治理经验。这笔钱当时帮助了200多名干部，他们不仅去了日本，还去了新加坡、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调研。后来省委组织部建立“富闽基金会”，到现在一直运作下来，专门用来培养干部。

采访组：请谈谈您和习近平同志之间的交往。

洪永世：从我们一开始结缘认识，到后来在福州一个班子里共事近3年，再到后来我去他曾经工作过的厦门任职，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福州工作时，我们茶余饭后都会对一些问题交流看法，当然是以工作为主，很容易形成一致的意见。我印象中，他非常爱读书，博闻强记，出门就带着书，人文的、历史的、科技的都会有。他工作非常繁忙，都是利用点滴时间来学习。

1990年5月，习书记到福州当书记，他马不停蹄地下去调研，了解情况。没想到，我们9月一起外出调研的时候发生了一次车祸。我们那个时候下去调研都是坐中巴车，那天我和他还有随行的4个市级领导一起，先在福清调研，午饭后又赶到平潭。回福州的时候，我们分乘两辆车。可能司机没有休息好，我乘坐的那辆中巴车突然撞到前面的货车上。我当时坐在第三排，虽然没有外伤，但得了脑震荡。习书记冷静处置，井井有条地指挥善后工作，安排治疗、抢救、恢复交通秩序等等。事后，习书记对我非常关心，经常来看望我。

工作之外，习书记对我和我的家人也十分关心。比如我夫人生病的时候，他特意让彭丽媛老师来看望。1992年12月，省委临时决定要把我从福州调到厦门，想到夫人当时身体不好，自己又要离开福州，我当时犹豫了好几天，有点小情绪。有一天晚上，习书记和彭丽媛老师专程来到我家里说：“你家属刚做完手术还在恢复期，就留在福州，有什么困难我帮你解决。”1995年，我夫人在北京天坛医院做脑部手术，因为我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他知道以后，就叫彭丽媛老师到医院去看望我夫人。2010年他到厦门来，一见到我就问我家里的情况，询问我爱人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在和习书记交往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他的坦诚与发自内心的真诚和关心。